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从事儿童保护的法律人士、研究者、工作者、公益人士，一个共识是：低估了儿童性侵事件发生率，暴露出的案例仅是冰山一角。

《七案件被指令再审，最高法四巡改革加强人权保障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、著名经济学家彼得·德赖斯代尔看了罗伯逊的文章表示，此文在收入计算的技术问题上还算OK，但却完全忽视了以名义形式计算的贸易和投资额。